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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，一千年前的司马光翻来覆去想了很久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，简单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却又精准到让人无话可说。
他把当官需要的素质拆成两样东西。
一样叫才。什么叫才？脑子快，有手段，做事雷厉风行，遇到麻烦能拿出办法来，这是才。
一样叫德。什么叫德？心里干净，做人公道，性子沉稳宽厚，不会因为手里有权就飘起来，这是德。
这两样东西凑在一起，司马光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——才能是德行的帮手，德行是才能的主人。
主人要是立不住，帮手越能干，麻烦就越大。
顺着这个逻辑，他把人分成了四类，分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这哪里是在说古人，简直就是在说任何时代、任何组织里都会遇到的四种人。
第一种，德才兼备，他管这叫圣人。既有菩萨心肠，又有金刚手段，做什么成什么，还做得让人心服口服。这种人属于极品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
第二种，德胜过才，他管这叫君子。本事可能不是最大的，但人品过硬，靠得住，事情交给他，你不会担心他在背后搞什么名堂。这种人，是一个组织里真正的压舱石。
第三种，才胜过德，他管这叫小人。脑子灵光，手腕高超，可惜心思用错了地方。这种人最麻烦，因为他有能力把坏事办成，而且办得滴水不漏。
第四种，德才全无，他管这叫愚人。没什么本事，也没什么坏水，平平庸庸，混口饭吃。
讲完这四类人，司马光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，这句话是整个用人哲学里最精华的部分。
他说，如果圣人和君子你找不着，那该怎么选？
宁可用愚人，也绝对不要用小人。
很多人第一次读到这儿都想不通，凭什么？小人至少还有才，愚人什么都没有啊。
司马光的解释冷静得可怕：君子有才，拿去做好事，做一件成一件；小人有才，拿去做坏事，也是做一件成一件。 有才无德的人，等于给一个心术不正的人配了一把快刀。而愚人就不一样了，他就是想干坏事，脑子也跟不上，破坏力终究有限。
所以你看，在司马光的逻辑世界里，无德之才不是资产，是负债，而且是一笔很可能把整个家底都赔进去的负债。
后来到了三国曹魏，有个叫卢毓的大臣，专门管选官，他也说过一段异曲同工的话。大意是，才能这东西，生来就是让人去做好事的。 大才应该做成大好事，小才也能做成小好事。一个人顶着“有才”的名头，却净干些不上台面的事，那这种才能本身就是个残次品，压根不配拿到官场上来使。
你翻遍史书会发现，古人在这个问题上头脑异常清醒，从来没有被那些花里胡哨的“能力”“业绩”迷住眼睛。他们的共识惊人地一致：做官这件事，第一眼看的是底色。
很多人到今天还觉得，混官场得八面玲珑，得精明透顶，得手腕够硬。但你去看那些真正在位置上坐得久、退下来之后还能留个好名声的人，没有一个靠的是这些。
靠的是什么？
靠的是几样听起来一点不花哨、甚至有点“笨”的品质。
正直。该直的地方绝不拐弯，敢说真话，不因为上面压力大就低头。
公平。心里有杆秤，对谁都一样，不偏不倚，不拿手里的权力做交易。
温和。做事留余地，不仗势欺人，知道权力是用来办事的，不是用来抖威风的。
宽容。能容人，能容事，能听得进不一样的声音，不会因为别人得罪过自己就往死里整。
厚道。不玩阴的，不算计人，做人做事有底线，夜深人静的时候睡得着觉。
这些东西单独拎出来看，哪一样都不起眼。但把它们摞在一起，就是一个人能不能扛住大事的全部资本。
说到底，适合做官的人，从来不是最能干的，而是最让人放心托付的人。
德行够厚，才能就是翅膀，能带你飞得更高；德行撑不住，才能就是悬崖边上的一脚油门，冲得越快，摔得越碎。
这就是为什么，翻遍古今炒股配资系统，那些真正称得上国之栋梁的人，永远都是那个站在人群里不声张、但所有人都愿意把后背交给他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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